测试广告1
版图疆域
汉朝建立初期，各地叛乱不断，高祖连征叛乱而无暇顾及边防。伏魔府 www.fumofu.com河南地复为匈奴所有。南越，闽越，黔中地区趁机与汉朝脱离，后来文帝派人说服南越王和各国归顺，又恢复了一统的局面。但不久南越就因为荆州两湘地方不肯开关通商而肆起发动进攻。此时恰值汉武大帝时期，汉朝的文治武功已到极盛，遂彻底剿灭了南越王政权，南越也首次直接归中央管理。西元前127年，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陇西、北地、上郡的北部，置朔方、五原二郡。云中、雁门二郡的北界也向外扩展。西汉的北部疆界至此推到河套，阴山以北。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出陇西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酒泉郡。后又分割为张掖、敦煌、武威三郡。连同在湟水流域设置的金城郡，合城河西五郡。前138年，东瓯王迫于闽越王的威胁，举国内迁到今江淮流域。前110年，汉朝又灭亡了闽越国。前111年，汉朝平南越，又占有了海南岛，在该地设十郡。在西南地区，汉朝征服了诸国，边界推移到云南哀牢山和高贡黎山。东北地区灭亡了卫满朝鲜，设置了东北四郡。大汉帝国的国土已基本成型。而在西域设郡也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
西汉末期，由于帝国的衰落和皇室的动荡，疆域萎缩。东北撤销了真番、临屯二郡。西南地区由七郡变成五郡，并且放弃了海南岛与象郡。王莽篡汉时期已经仅剩秦朝时的疆域，西域各国因为大汉帝国的衰落而逐渐脱离管制。东汉王朝末年，中原战乱不断。遂放弃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河套、陕北、晋西北、河北北部地方先后放弃。高句丽与林邑两国蚕食东北及南方国土。只有西南地区扩展至大盈江一带。
汉朝初期，刘邦封异姓王七人。但因各地叛乱不断遂而消清大部分异姓王，仅留长沙王吴柄。同时大封同姓诸侯，这些王国“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谮于天子”。地方王国势力的强大导致中央政府所实际控制的区域萎缩。吕后时期，增加外戚诸侯王。到文帝时期又纷纷铲除，增加刘氏诸侯王。但是地方王国势力的膨胀已经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文帝接受贾谊的建议，用分地的方法削弱诸侯的势力。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直接缩减王国的封地，引发诸侯王的强烈反弹，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但未几就宣告失败。景帝借此缩小各王国的辖地。武帝时期则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位由嫡子即位，而余子皆分一县或一乡的土地。因此王国不断缩小，汉郡不断扩大，加上边郡的开扩，汉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日益加强。同时，政府将大量面积较大郡予以分割。到平帝元始二年，共有郡国103个，辖县、侯国、邑、道等县级政区1587个。
行政区划
州作为行政区划，在西汉时期萌芽发展，到东汉宣告形成。自元封五年（西元前106年），始在郡之上1又设了十三行部，每部派一刺史，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东汉末年，地方多事。中平五年，朝廷选重臣出任刺史，称州牧，掌一州军民。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至此，中国地方行政由原本的郡县两级制度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十三个州为：司隶（治雒阳）、徐州（治剡县）、青州（治临淄）、豫州（治谯县）、冀州（治高邑）、并州（治晋阳）、幽州（治蓟县）、兖州（治昌邑）、凉州（治陇县）、益州（治雒县）、荆州（治汉寿）、扬州（治历阳）和交州（治龙编）。兴平元年（194年），又分雍州。则至汉亡，全国有十四州。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
人口
秦代末年，由于长期战乱，人口下降。西汉初期人口数据估算在1500万―1800万之间。此后由于奉行黄老政治、与民生息，以及汉武大帝时期的领土扩张，人口数量大幅提升。根据《汉书》的记载，公元2年西汉的户数为1235.6490万，口数为5767.1401万。
由于中国历史早期农业发展集中在黄河流域，故西汉人口密度分布极不均匀。以淮河、秦岭为界，北方人口约八成，南方人口不足两成。人口数超过500万的司、豫、冀、兖、青、徐五州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这五州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首都长安周围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人口数量在200万以下的有交、凉、并、朔方四州。扬、荆、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布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烽火遍地，加上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数再次锐减。东汉明帝时，全国人口数量仅3500万左右。后人口开始恢复。永和五年（140年），全国有户969.8630万，口4915.0220万。至157年，全国有户1067.7960万，口5648.6856万。已大致恢复至西汉极盛时期。东汉的人口分布又有变化。中原人口为躲避战火向长江流域迁徙，南方人口升至全国四成。口数超过500万的有豫、荆、扬、益四州。荆益两州的人口都增加了一倍，扬州人口也增加了四分之一。南方人口增长的同时，北方大部分郡国人口减少。之后由于三国时期的战乱，到晋朝初期，全国人口又只有1600万人。
政治制度
汉朝实行三公九卿制，宰丞相具有较大的权利。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掌管政治事物。而在汉朝，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必须做御史大夫后才能做丞相。而在御史大夫之下，还设有御史中丞，掌管宫内事务。九卿则是太常（掌祭祀鬼神）、光禄勋（掌门房）、卫尉（掌卫兵）、太仆（掌车马）、延尉（掌法律）、大鸿胪（掌礼宾）、宗正（掌皇帝族谱）、大司农（掌全国经济）、少府（掌皇室财政）。汉武帝时期，为了巩固皇权，皇权开始大幅膨胀，尚书令的地位大幅抬升。汉武帝将身边重臣如严安、主父偃、朱买臣等为郎加以侍中，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原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外朝。汉朝的选举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覆核；覆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均须经过中央覆试。武帝时期设置大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学校，专门培养才学之士。东汉时期，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你举荐个人，我还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汉朝早期实行征兵制度，男子廿三岁起至五十六岁之间，服役两年。一年包围京师，名为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做戍卒。正卒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另一支为北军，保卫首都其他地区。
农业
汉朝的土地所有制与秦朝相同，土地私有，并可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须向国家耕地税，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丁税，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每人纳一百二十钱（一算）。口赋是儿童税，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纳廿钱。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恢复了农业生产，但经济势力让然略显不足，而商人地位低下。文景时期，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国家存粮进一步大涨，经济实力也因而爆棚，商人的地位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汉元帝时期，土地集中日益严重，自耕农大量破产，沦为佃农。豪强庄园势力日益强大。东汉后期，这一现象更甚，地主庄园势力的膨胀，亦间接导致了三国局面的形成。汉朝时期，铁农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国家注重兴修水利，尤以关中地区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东汉时期，出现了翻车和渴乌等水利工具，增加了农业生产效率。
冶铁业
西汉早期，冶铁业分国营（中央政府）、官营（地方经营）和民营三种类型。当时著名冶铁家有卓王孙、南阳孔氏等。汉武大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铁为国营，对国家财政较有利，但民间却鲜有私人冶铁业了。之后一直没有改变此政策。到了东汉，冶铁业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汉朝的纺织业亦有国营与民营之分，民间著名纺织业者有陈宝光等。到东汉时期，蚕桑养殖在长江流域和岭南等地开始推广，特别是四川地区。蜀锦更价值连城，在三国时期甚至成为蜀汉一大财源。
商业
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文帝时期，在贵粟政策下，商人竞买爵位，扩大贸易领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地位才得以提高。西汉时期，全国已有数个商业中心，如长安、洛阳、邯郸、江陵、吴、寿春、番禺、成都等。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商路。伴随著商业的发展，一些经商哲学纷纷出现。到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商道线路发达，各地货物往来更加频繁。
科学文化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和学识。东汉桓帝时，仅太学生就号称有3万人。
在史学方面，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班固所编写的《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全书体例仿效《史记》，惟改“书”为“纪”，废“世家”入“列传”，还开创了刑法、五行、地理、天文、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更是成为了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而两汉时期其他的史书还有《东观汉书》、《汉纪》和《吴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
汉代在立国时用无为而治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大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书籍，通过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发掘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武大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都有偏差，学术也被分为不同流派。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
汉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赋是一种新的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颂的名篇。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在科技方面，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丝絮和麻造纸，是纸的远祖，而东汉时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纸。造纸术成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东汉张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预报地震的候风地动仪。落下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张仲景因《伤寒杂病论》而被尊为中华“医圣”、中医之祖。而史书记载华佗更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生（其真实性现在受到陈寅恪等的质疑）。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及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则是数学领域的杰作。其中，《九章算术》是对战国、秦、汉古代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列有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汉代也是中国最早发明瓷器烧造的时代。这个时期还发明了蒸馏法、水力磨坊、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漆器、用于冶金的往复式活塞风箱、出现于汉末的独轮车、水车和吊桥。造船已经采用了防水隔舱、多重桅和船尾柱舵，并且开始使用罗盘。此外，血液循环也是首先在此时发现。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彩绘工艺独特，如马王堆所出土的帛书彩绘，各种生活用品齐全，如有“汉代魔镜”之称的铜镜，煮盐技术也不断提高，两汉出现了蒸馏酒，酿酒水平臻于完美。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东汉早期出现了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
宗教
汉朝也是中国宗教的勃兴期。佛教在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白马寺是中国第一间佛寺。道教也是在东汉时期宣告形成的。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两大流派，一支为太平道；另外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张道陵创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内部还有一个大支派，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地区传播。
军事
公元前三世纪，匈奴被冒顿单于统治，国力非常强大，多次侵犯汉朝边境。公元前200年冬，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匈奴军队佯装后退，汉军则迅速北进到平城白登山。却在白登被冒顿单于的四十万精锐骑兵包围。刘邦与汉军被包围七天七夜。最后刘邦贿赂匈奴阏氏才得以逃出重围。由于长年战乱，国家初定，经济残破，汉朝采取和亲政策力求与匈奴暂时维持和平。到了景帝时期，汉朝一方面继续和亲，另外也在边境进行屯田移民，在国内则实行复马令来增加马匹，加强士卒训练并大量制造兵器，这些都是预备反抗的准备。汉武大帝年间，派以卫青、霍去病为首的将领对匈奴进行三次大规模战争。汉朝占有了河西走廊，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关系，为汉朝与西域之间开辟通道，而匈奴则狼狈北徙漠北。汉朝虽一举将匈奴击溃但自身也元气大伤，武帝遂轮台悔过下令休养生息。后来，在汉匈大战中战败的匈奴帝国分裂为五部，其中一部首领呼韩邪单于主动要求与汉和亲，结为亲家。汉元帝以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是为昭君出塞。到了东汉时期，匈奴又分为两部，分别为南、北匈奴。其中南匈奴立呼韩邪之孙比为单于，与汉朝关系友好。北匈奴立蒲奴为单于，在明帝时期一度侵扰汉朝边境，被击退。章和元年，北匈奴为鲜卑所破，单于被杀，其中五十八部降汉。永元八年，汉车骑将军窦宪等征伐北匈奴余部，单于遁逃，窦宪在燕然山刻石纪功而还。此后，一些北匈奴南降汉朝，另外一些则向西迁徙改变了欧洲历史格局，而欧洲的罗马帝国竟然被逃遁的匈奴残余势力所击败！可以说汉朝的这场胜仗实际是间接毁灭了罗马帝国。
西域在汉朝早期是指南疆一带，后来扩展到天山以北和中亚东部。西汉中早期，西域地区为匈奴所控制。汉武大帝时期，于建元三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以联合夹击匈奴。张骞在路上一度被匈奴扣押，并在匈奴娶妻，十余年后逃出，经大宛等国到大月氏，但未能取得夹击匈奴的答复。后来张骞东返，又被匈奴扣押。直到元朔三年才返回长安，回来时只剩他和随从堂邑父三人，他的匈奴妻子也一并来到长安。元狩四年，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约乌孙共击匈奴。虽然张骞未能说服乌孙国王夹击匈奴，但是张骞却与其使节先后游历了大宛等国，后来亦由各国使节陪同，返回长安，从此以后，汉朝与匈奴反复在西域地区争夺。元封六年，汉武大帝以细君公主与乌孙和亲。细君死后，汉又在太初四年以解忧公主续嫁。同年，汉朝大破大宛，西域南道各国都转投汉朝。汉武大帝在乌垒设使者校尉，又在渠犁屯田。到宣帝时，汉又驱逐匈奴驻在西域的僮仆都尉，控制西域北道，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西汉末期，西域各国又因汉朝衰落而脱离汉朝的控制。东汉明帝初年以后，汉朝又恢复了西域的关系，并于永平十六年在乌垒设西域都护，派班超负责西域事务。永元九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经条支、安息等国，到大秦西界而还。随著西域局势的稳定，商旅往来日益频繁，丝绸之路在汉朝形成。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
东汉中后期，西羌先后三次进攻汉朝。第一次是在永初元年夏，持续了长达十二年的时间。第二次在119年，战事主要发生在关中地区。直到建康元年才告结束。第三次发生在延熹二年，主要战争在陇西一带进行。汉朝基本以全胜收场。
汉朝初期，与东瓯、闽越、南越等国关系尚友好。后伴随着国力的增强，这三国的越人国家先后被灭。武帝时期，汉朝多次派使节经略西南夷，并在这些地方设立益州等郡。到东汉时期，汉朝与这些地方联系更加紧密。汉朝与朝鲜和日本也有密切联系。东汉光武大帝时期，古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汉，汉赐一枚“汉倭奴国王”金印，至今是日本的国宝。
饮食
随着中国统一局面的完全诞生，强大的汉王室在饮食方面比秦朝更进一步了。汉朝皇帝拥有当时全国最为完备的食物管理系统。负责皇帝日常事物的少府所属职官中，与饮食活动有关的有太官，汤官和导官，它们分别“主膳食”、“主饼饵”和“主择米”。这是一个人员庞大的官吏系统。太官令下设有七丞，包括负责各地进献食物的太官献丞、管理日常饮食的大官丞和大官中丞等。太官和汤官各拥有奴婢3000人，为皇帝和后宫膳食开支一年达二万万钱。这笔开支相等于汉代中等水平百姓二万户的家产。每天开支达54.8万钱，相当于2700多石上好的粱米，或是91000多斤好肉。汉朝礼制规定：天子“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他们“甘肥饮美，殚天下之味。”
时节的变化对汉代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有着不小的影响。如汉末人徐干说：“在炎气酷烈”的夏季，即使是贵族也感到“身若点漆，水若流泉，粉扇靡效，宴戏鲜欢。”然而季节对饮食生活的限制在皇帝和其后妃那里却被降至当时的最低程度。在冬天，皇帝可以享用春季才生成的葱，韭黄等蔬菜，而这些蔬菜是耗费大量钱财，太官“覆以屋庑，昼夜蕴火，待温而生。”在炎热的夏季，皇帝与后妃则是“坚冰常奠，寒馔代叙。
在此时期中国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加剧了。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
比西北丝绸之路还要早一些的西南丝绸之路，北起西南重镇成都，途经云南到达中南半岛缅甸和印度。这条丝绸之路在汉代同样发挥着对外传播饮食文化的作用。例如，东汉建武年间，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到达交趾（今越南）一带。当时，大批的汉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筑城居住，将中国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等食俗带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仍然保留着吃粽子的习俗。
同一时期，中国人卫满曾一度在朝鲜称王，此时中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最深。朝鲜习惯使用筷子吃饭，朝鲜人使用的烹饪原料、朝鲜人在饭菜的搭配上，都明显地带有中国的特色。甚至在烹饪理论上，朝鲜也讲究中国的“五味”、“五色”等说法。测试广告2